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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战国追加篇荀子（第4页）

。

圣人与一般人，君子与小人，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。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，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。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、圣人，是在强调精神气质、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，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、工具化的倾向，然而在追求成圣，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，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。荀子讲成圣，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，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，以至于善。

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，转变百姓的性情。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“使天下皆出于治”

，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。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。

1.“明分使群”

的社会（礼义）起源说

以往的儒家学者都曾建筑过自己的外王学，而且大都把这种外王学的正当性诉诸于天道、天命，很少有人能够从现实社会组织、社会结构的源出处证明自己的外王学。荀子的经验知识的立场使他得以面对现实，回到现实社会组织、社会结构的源出处。

荀子注意到，人与动物的不同而且得以优异于动物的地方，是人能群，即人能组织社会。而人所以能“群”

者，在于“分”

。“分”

即是建立社会等级，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，将社会协同为一个统一的整体，以面对自然、战胜自然。“分”

是组织社会的根本法则。而“分莫大于礼”

。通过圣人的治礼作乐，将社会分为上下有序的等级，以解决基于物欲的争斗。“分”

的标准就在于“礼义”

，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礼法制度。关于分靠什么维系，荀子有两个说法：一是“分何以能行？曰：义”

。一是“分莫大于礼”

。显然前一种说法侧重于道德教化；后一种说法则侧重于礼法制度。

从“人之性恶，其善者伪也”

的人性论出，荀子提出了“名分使群”

的社会起源说，以论证礼乐教化之必要性。

2.“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”

在国家治理上，荀子非常看重“礼”

。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结果。在治礼的过程中，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，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，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。

在荀子看来，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，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，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。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，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。由此，礼转为法。因此，荀子常有“礼法之枢要”

“礼法之大分”

的提法，而以礼法并称。在荀子那里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。在义礼并称时，礼多是指道德。在礼和法并称时，礼多指制度。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，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，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。

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，还有一个道义问题；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，使一切人平等。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。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，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。

对礼法、王霸之争，荀子提出了“隆礼尊贤而王，重法爱民而霸”

的命题。其含义两点：

（1）礼法并举、王霸统一。他认为“治之经，礼与刑，君子以修百姓宁”

（《成相》）“礼以定伦”

，法能“定分”

，二者可以相互为用。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。

（2）礼高于法，礼为法之大本。只讲法治，不讲礼治，百姓只是畏惧刑罚，一有机会仍会作乱。他把“法治”

称为“暴察之威”

，“礼治”

称作“道德之威”

。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“霸”

，而不能成“王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