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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七雄之韩国篇韩非（第2页）

（《显学》），既然时代变了，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，因而他主张“圣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论世之事，因为之备”

（《五蠹》）。他认为，“上古竞于道，中世逐于智谋，当今争于气力”

（《五蠹》），在“当今争于气力”

的时代，决不能以宽之政，治急世之民”

（《五蠹》），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度并促成大统的政策，才是顺乎历史潮流。韩非的这种具有展进化的历史观，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和思想武器。

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，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，以“以法治国”

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，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，它们有机联系，浑然一体，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。

韩非着作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、术、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，成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。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、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。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、重势、重术，各有特点。韩非则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。法是指健全法制，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，要独掌军政大权，术是指的驾驭群臣、掌握政权、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。势主要是察觉、防止犯上作乱，维护君主地位。韩非把三者融为一体。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，同时指出，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。

其次，申、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“未尽”

，“申子未尽于术，商君未尽于法”

（《韩子·定法》）。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，论述了术、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，他认为，国家图治，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，同时臣下必须遵法。同申不害相比，韩非的“术”

主要在“术以至奸”

方面有了展。他认为，国君对臣下，不能太信任，还要“审核刑名”

。在法的方面，韩非特别强调了“以刑止刑”

思想，强调“严刑”

“重罚”

。他认为，光有法和术还不行，必须有“势”

做保证。“势”

，即权势，政权，就是君主的权力和地位，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威。他赞赏慎到所说的“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，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”

（《难者》），提出了“抱法处势则治，背法去势则乱”

（《难势》）的论点。

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法不阿贵”

的思想，主张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

。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，对于清除贵族特权、维护法律尊严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儒家讲究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

，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展成法律面前、人人平等。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，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。

韩非主张以法为教，意思就是除了制订法律以外，还必须要宣传法律，普及法律知识，让广大人民群众遵守法律，运用法律，使整个社会形成“知法、懂法、守法”

的良好风气。以法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，加强思想法制，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。

韩非的法治思想适应了中国一定历史展阶段的需要，在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。在韩非死后，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着作《韩子》，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，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。韩非法治思想在后世有一定的现实意义，特别是其“法、术、势”

相结合的理论。韩非“以法为本”

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，成为当代的主流思想。

韩非之学成为法家，其最高理想为“君无为，法无不为”

，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；臣不必劳，民但而守法，上下无为而天下治。但其学说过于尊君，为后世所诟病。

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“参验论”

。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，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，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。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，主张“缘道理”

办事，指出“缘道理以从事者，无不能成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