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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周之春秋时代（第5页）

春秋时期，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，其中以楚、齐等大国甚之。到春秋末年，大部分中小国家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国统治的的时代。至此，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，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——战国。

周代开始大规模分封采邑与封国，据记载可能分封了4oo多个。到了春秋时期分封的封国只有12o多个，后来展成为鲁、卫、齐、晋、楚、宋、郑、秦、蔡、曹、吴、越十二大诸侯，还有一些小侯国。

春秋初年出现了“南蛮与北狄交”

的局面，各国与四周少数民族交往甚繁，疆域变迁较大。到战国时又演变成为战国七雄。七雄的疆域十分广大，西边的秦展到巴蜀、甘肃东部的洮水中游，北边的赵国北达阴山，东北边的燕国北达今河北东北、辽宁南部的辽河流域，南边的楚国到达五岭的北麓。

春秋时期开始设置郡县制，当时在天子辖地、诸侯方国内，都有“县”

的政区设置。只是最初县与郡无隶属关系，县一般设在内地，而郡一般设在边区，故一般县小而地位高，郡大而地位低。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展，郡的下面设立了许多县，郡县的隶属关系才形成。到战国时期相对完整的郡县制已初具雏形，为秦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。

春秋时期，周王室衰微，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。各国之间互相攻伐，战争持续不断，小国被吞并。各国内部，卿大夫势力强大，动乱时有生，弑君现象屡见不鲜。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，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，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。

春秋时期，中国五等爵，大国称公、侯，小国称伯、子、男，而吴、越、楚、徐、巴、蜀、义渠皆蛮夷之邦，故不用中国之礼，自称王。国君之下设诸卿，二卿、三卿或六卿，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，楚国称令尹，亦称相，秦又曾称庶长、不更。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。卿之官职，有司徒、司马、司空、司寇等，分掌民事、军事、工事、法事。

春秋初期，晋、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，或聚若干小邑为县，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。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。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，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，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。

据史书记载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，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，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，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，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。

春秋时期诸侯林立，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，有种种不同。按照西周时制度，周天子称“王”

，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的不同称号，是周时的“五等爵制”

。当然，就是西周时，除周天子称王外，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。

进入春秋以后，除周天子仍称王外，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，晚期的吴国、越国国君也称王，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，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相称，如宋国君称“公”

，晋国君称“侯”

，秦、郑国等国君称“伯”

，邾国君称“子”

，许国君称“男”

等等。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，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，“礼乐征伐”

已“自诸侯出”

了，但“王”

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。

鲁哀公十三年（公元前482年）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，晋国向吴国提出“诸侯无二君，周无二王”

。夫差于是取消“王”

号，不称“吴王”

而称“吴伯”

，参加盟会。可见，即使到春秋晚期，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“王”

，也反对他人称“王”

，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“蛮荆”

、“淫名”

的化外之人，国君名号虽有“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”

的区别，但在国内，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。

春秋时，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。鲁宣公十五年（前594年）实行初税亩，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。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。鲁成公元年（前59o年），秦国于简公七年（前4o8年）实行“初税禾”

的实物地税制度。战国时，各国税制不一。秦国先实行户口登记制，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“头会”

（人口税）。

“兵农合一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