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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章（第6页）

还没有恢复平常的热闹，只有一半桌子是有人的。他懒洋洋地挪开酒杯，揭开金属盖，压缩空气出细微的吸吮声。管道里躺着一张名片，正面印着铃兰和紫色缎带，背面有一个用铅笔写上去的数字，17。安德烈把名片收进外套内袋，抬起头，假装寻找侍应，看向第17号桌子。那里坐了个留了络腮胡的男人，脸色红通通的，不知道是本来如此，还是喝多了酒。络腮胡子掏出火柴盒，在桌子边缘磕了磕，似乎现里面没有火柴了，把盒子塞回衣袋里。

安德烈短暂地和络腮胡子对上视线，拿出自己的烟，放到桌子上，开口朝外，暗号对上了。络腮胡子移开目光，抬手招来侍应，点了酒。安德烈取出一叠紧紧卷起的钞票，丢进金属管，送到17号桌。五百西德马克，现金，用来买一条关于克格勃的信息，不算贵。气动管又出响声，17号桌送来了一个信封。络腮胡子再也没有看安德烈一眼，喝掉啤酒，结账，拿起搭在椅子上的外套，走了。

安德烈收好信封，仿佛什么也没有生，继续坐了十来二十分钟，假装欣赏钢琴师醉醺醺的演奏，直到侍应礼貌地告诉他“鹈鹕”

要打烊了，才付了钱，离开小酒馆。他像平常那样回家，放上唱片，跟着旋律吹口哨，坐在床上，打开了信封。

一张纸条滑了出来，附带一张照片，一个高瘦的男人，站在某个无法辨认的建筑物门洞里，一只手探进外套里，不知道是准备拿香烟还是枪。照片是黑白的，但纸条描述了陌生人的外貌，棕色头，蓝眼睛，大约六英尺高，名字碰巧也是安德烈，安德烈奥尔洛夫，官方身份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防务参赞，但种种证据表明这人大概率是个克格勃。早在克格勃还叫“内务部”

的年代，业内就有传言说莫斯科训练了一批“猎人”

，专门在西欧活动，击落克里姆林宫不喜欢的鸟儿，不管这些鸟来自哪里，受谁的保护。汉斯极有可能死在这位猎人枪下，三年前，安德烈被迫造访太平间的那个晚上，这位可疑的“防务参赞”

恰好就在柏林。而且，奥尔洛夫后天会再次途径柏林，妻子病危，他必须赶回莫斯科。

安德烈短暂地考虑过在机场拦住这位可能的“猎人”

，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奥尔洛夫有正式的外交保护，就算没有，直接拖住一个奔赴重病亲属的人，实在是野蛮行为。他留下照片，把纸条带到厨房去，在水槽里烧掉了，灰烬冲进下水道。

他当然把这件事告诉了霍恩斯比，写在报告最后一行，仿佛这个信息并不重要，是出电报前三秒才想起来的。确实，在那一刻，一个过路的苏联“猎人”

并不显得十分重要。照片存入相应的档案，从安德烈写在页边的笔记看来，原本是打算分给监控组的，出于至今不明的原因，最后没有出去，也许觉得没有必要，也许就是忘了。奥尔洛夫的活动范围毕竟不在柏林。安德烈更加没有理由向莱纳提起这件事，小羊只是小羊，不需要知道幕后的运作。

1955年2月，隧道修建完毕，中情局如愿以偿，把长柄勺伸进了莫斯科和柏林之间奔涌的信息流里，秘密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，巨大的录音设备日夜运转，录下严肃谈话、下流玩笑、调动指令、抱怨、对骂和令人困惑的黑话。隧道如此成功，以至于霍恩斯比一度认为，“麻雀”

已经没有用处，安德烈是时候把他放归野外，再不联络。

安德烈也许同意上司的看法，也许不同意。无论如何，他二月份还是和莱纳在阁楼里见了一次。这没有道理，你看，“赫尔曼先生”

近来并没有出什么指令，从隧道窃取的对话听来，他也没有在斯塔西总部露面。这些安德烈已经知道了，没有必要特意问莱纳。要是有人问起，他有一百个理由，他可以说，这个线人需要额外的心理支持，定期见面必不可少。也可以说，是他自己有新指令要给莱纳。不过，幸好，没有人问起，他躲过了解释，也不必思考自己是否也想见莱纳这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了。

这次碰面没有留下书面痕迹，又是那种不适宜写报告的场合。伦敦不需要知道这些琐碎小事，泥地里擦出来的小小火花，高高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是看不见的，也不屑于去看。我想再要一杯威士忌，你不要喝，你保持清醒。听故事的人最好醒着，干杯。

第十七章

莱纳决定搬家。某一个温暖的四月早晨醒来，这个念头就在脑海里了。至少他是这样向安德烈解释的。“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。”

莱纳提出，他现在有足够的钱，可以去更好的街区租一个小房间。

这一切都非常合理，安德烈承认道。不过小心了，每次他说你有道理，实际意思是，他觉得你毫无道理，而且立即要开足马力说服你改变主意。他不会说“别这么做”

，他会说的是，“你该早点告诉我，小鸟，我认识一些人，可以给你推荐棒极了的小公寓，看在我们的交情份上，租金还可以打折。”

“我已经选好了。”

莱纳说。

“是吗？那太棒了。”

安德烈冲他笑了笑，点了支烟，把烟盒递给莱纳，后者摇摇头，情报官把香烟塞回外套口袋里，往圆形玻璃窗的方向呼出烟雾。

这是个暖和的春日，阁楼里甚至有些闷热了，安德烈早就脱了外套，挽起衬衫袖子。一瓶气泡酒放在写字台上，还是冰冷的，瓶身覆盖着一层细密的冷凝水珠。他轻轻把烟放到桌子边缘，着手打开酒瓶，一边和莱纳聊最近流行的歌舞剧、猜测大暴雨是否会在周末突然袭击，顺便交换一些办公室的闲话，似乎已经彻底忘了搬家这件事。差不多等莱纳喝下两杯酒之后，安德烈才像散步一样把话题绕回公寓上面，问莱纳为什么想搬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