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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委员会贸易逆差（第1页）

珠江入海口呈一个喇叭形，只见水道之上，百帆竞流，风帆时代各式各样的船只都在这里能够找到：

典型的欧洲三桅帆船，最多的是英国的船，精神抖擞地挂着米字旗，虽然他们的水手还遭受着坏血病的侵扰。法国的船比英国的船更大、更富丽堂皇，这是是由于法王室正处于落幕前最后的辉煌，理性主义方兴未艾，法国的船是设计了卢浮宫的建筑师设计的——当然和英国务实主义的风帆船相比，有一点华而不实。荷兰、西班牙人由于在海权争霸中落于了下风，此时的商船看上去都有些破破烂烂。

而来自吕宋、满剌加的船只多是华商的平底帆船，挂着风篷；有来自日本的龟甲船，琉球的龙船，还有南洋岛上的划桨的蜈蚣船，甚至还有南岛的独木舟。

仿佛是风帆时代船舶的博物馆。

*

自从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乾隆改四口通商为西洋一口通商后，除去开往琉球、日本、朝鲜、吕宋的近海贸易，来自西洋的所有船只必须全部在粤海关进行贸易。

广州成了辽阔的大清国土上，通向工业革命前夜的“现代世界”

的最后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窗口。

可是此时已经是1772年，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在欧洲大6酝酿着；而在海上争夺殖民地的英、法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甚至丹麦的商人，都活跃地进行着通往亚洲的远洋航行——

但由于英国已经在风帆时代的海洋上取得了霸权，最多的当然是英国的商船。

借由英属印度的港口，孟买、加尔各答、马德拉斯，去往马六甲，再由马六甲转至广州。

因为这里拥有吸引全世界的消费品，在当时的欧洲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奢侈品：

茶、生丝和瓷器。

其中，最大贸易额的核心商品，是茶。

这种含有咖啡因的微成瘾性饮料，不光在欧洲成了所有上流社会贵妇客厅沙龙中必不可少的待客佳品，更重要的是，此时，中国作为茶的唯一原产地，让这种商品具有很好的课税性——

1772这个交易年度，从广州满载茶叶回到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船只，一共有13艘。运走茶叶五十万箱，初期投入65万8钱余两白银。（当然一开始不需要准备这么多，东印度公司在1771年广州的白银库存只有19万两，其他的是以预先借贷的方式，从当地商人那里先支取商品。）

注解，交易年度：由于远洋航行时间久，又要等待季风，一般东印度公司结算的方式，是从第一年的2月份开始，到第二年的1o月份结束，也就是1771年2月从伦敦出开始到1772年1o月船只返回。差不多是从伦敦满载毛等英国产品出，然后到达印度，将英国的毛织品在印度卸货卖掉，换成白银，然后船只满载白银，到达中国广州，在此将白银换成茶叶、瓷器和生丝，再满载茶叶返回伦敦。

也有直接从伦敦来到广州，满载茶叶回到伦敦。

然后统一在伦敦的茶叶拍卖交易所交易，在这里作为大英帝国财税收入，每单位重量茶叶要收2.5英镑的重税。

英国相当于通过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茶叶交易，所有英国“合法”

茶叶都要交到伦敦拍卖，以让英国政府收取税赋。其他国家或是私营商贩从广州购得茶叶，在英国及英国殖民地销售，都算走私，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打击范围内。

垄断带来巨大的利益，东印度公司和中国最大宗的交易货物，当然无可争议的是茶叶，数量能够达到几十万担。瓷器甚至是作为和茶叶一起运输的压舱石。而生丝的数量则稳定在几千担。

但是1772财年，东印度公司赔本了。

年度结算现，他们最终的收入，白银只有62万余两。

巨大的亏损也是黑斯廷斯着急让本尼-史蒂芬孙与约翰-史密斯去往广州算账的原因。

*

在珠江喇叭口的左岸，葡萄牙人以每年五百两白银的租金向广州府租借了澳门，这里因此也成了各国商人的落脚点。

“亲爱的约翰和本尼，还有杰弗逊医生，欢迎，欢迎。”

主任休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，“今年老约翰-劳斯要退休回伦敦养老了，广州又湿又热，伦敦又湿又冷，真不知道对于身体来说哪里更好。

亲爱的本尼，听说你是巴斯人？——巴斯可是个好地方，如果我养老，我一定去巴斯的乡村。”

修休姆絮絮叨叨地唠着，在海上闯荡的英国人很多都是穷白人和大老粗，他太久没有见到羞涩的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和文质彬彬的学者了。

“广州本地的东印度公司委员会一般有1o-12人，每年的年金是45o两白银；其他员工，书记员，都是每年三百两。还有一些给本地翻译和大班的劳务费，我非常确信这些区区的薪水，根本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影响到我们的交易，我们的贸易额可是有几十万白银，换算出来，有12o万英镑啊！

——这太奇怪了，每年我们运几十万担的茶叶回去，借贷、算账，筹措白银，兢兢业业地工作，为什么还是赔本了？